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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独秀不相信农民

小说:血性钟祥 作者:苦乡字数:3120更新时间:2019-11-07 19:09:03

2、陈独秀不相信农民

话说人类社会总在重复着一个由兴到衰,再由衰到兴的的运动过程。当腐朽的清政府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的社会时,无数的仁人志士便为了民族的复兴,领土、主权的完整而奋起反抗,不惜流血牺牲。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志在推翻清廷,振兴华夏。然民族满目疮痍,内乱外患日久,华夏要振兴谈何容易!为了扩大力量,实现报国理想,孙中山又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另外几个革命团体组成了同盟会。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发动辛亥革命,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一时天下震动,四方响应。清廷的走狗袁世凯一看不对,立即反戈一击,在世人面前穿上了革命功臣的外衣,并掌握了清廷的残余武装,在势力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形成了新的对峙。1911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为了民族团结,避免党派分争再起波澜,遂高风亮节,主动退让到日本寓居。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终于窃取了革命成果,代替孙中山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因为袁世凯靠自己编练的“北洋新军”而得道,所以,他把持的国民政府人们称之为“北洋政府”。

然而,“大总统”听起来总是没有“皇帝”威风。为了稳定自己的宝座,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想,袁世凯大耍阴谋手段,不择手段地分化瓦解同盟会。为了与袁世凯抗衡,用“议会道路”来实行民族复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四个团体,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国国民党,企图以此来搅醒袁世凯的黄梁美梦。袁世凯恼羞成怒,谋杀国民党宋教仁等重要人物,给国民党以深重的打击。直到这时,孙中山才彻底看透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匆匆从日本回国,组织护国军“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不幸失败。得意忘形的袁世凯趁机宣布取缔国民党。国民党主要力量从此零落到南方广州,偏居一隅。

1916年6月6日,当了七十二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中死去。其后,您方唱罢我上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或代理或就任,先后有八人穿过大总统的外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背负屈辱遭受蹂躏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19年5月4日,北京暴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等中下阶层人士共同参与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了高潮,导致无数革命团体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一时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等数十个城市诞生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团、帮、会、小组等团体。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全国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团、帮、会、小组等团体,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统一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团、帮、会、小组领导人,均算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上海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因为是发动、领导“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社会影响巨大,故而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从“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中,陈独秀认为革命只存在于大、中城市,大、中城市革命成功了,全国的革命也就成功了。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率领这个还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党组织,仿效俄国专注于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了一百多次工人罢工。结果,最大的一次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俗称“二七”大罢工)竟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事实证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俄国,任何一个党派、团体都难以独立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各进步党派和团体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终于,从中国革命大局着想,共产党开始积极寻找进步党派和团体作为合作伙伴。国民党总统孙中山审时度势,立即呼应,打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最后,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奔走和共产国际的促成下,国共两党决定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开辟革命新局面,史称“国共第一次合作”。至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篇章。

革命浪潮越高,波及的范围就越大。比如广东的农民们就闹起了农会,而且有声有色。不知道农**动与陈独秀的工人运动是不是相抵触,触犯了他的权威,还是广东的农**动真的闹出了什么乱子,让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失,反正陈独秀搞火了,在1923年3月连续著文《资产阶级的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着力宣扬“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难以加入革命”等观点,称“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不仅要求共产党各地各级组织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去开展工作,不要向农村、农民发展,还试图让国民党也接受他的这种思想。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左继亮、林修敏二学者在《也说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欧阳光荣商榷》一文中这样写:欧阳光荣说:“大革命初期,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写文章,发表演说,指责农民‘散漫’‘保安’‘苟安’‘难以加入革命’。到后期他们甚至诬蔑农**动‘过分’了,‘搞糟’了。显然,他们只看到了农民消极的一面,而看不到农民革命性的一面”。这种观点可谓是一种传统观点,在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以及一些历史论著中,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与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相去甚远。事实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关系力量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发现和肯定农民革命性的早期领导人,其思想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1923年12月)、《在土地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同情农民困苦的态度,赞同、肯定农民革命性的思想非常明确,还强调“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把土地分给农民……特别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他还分析了“七种农民”的状况、分类。一个蔑视农民及其革命性的人,是不会有如此言论和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

左、林二学者列举的那些文章,今天肯定是不好找了,再说,党内当时对农民问题一直争议很大,陈独秀瞧不起农民,他不会用文字露骨地表现出来,更不会用文字来污辱农民,这点素质他肯定是有的。所以,打这些文字仗没什么意义,我们还是认真研究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

2016年,我开始着手《血性钟祥》的撰写准备,在钟祥的大部分文史资料中,均说钟祥的第一个党员是董必武派回去发展党组织的,偶尔有一句说是张华建议董必武派到钟祥当探路石的。我相信后一句,在与诸同志的辩论中,我说,不管是各地的党史资料、小说、电视剧等各种作品,一个地方发展党组织,没有超过三个月不发展一个党员,不成立一个党小组或党支部的,费必生从1923年底回到钟祥,到1925年春才发展了两名党员,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钟祥城关党支部(当时,湖北省在县以下没有党组织),前后历时一年多,这是为什么?其后,全省各县党组织蓬勃发展,有的县没有一个党员,前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县委,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时陈独秀不允许党组织向县以下的地方发展,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党中央的意思,董必武作为下级,不可能违背陈独秀的意思,之所以要派费必生回钟祥,是为了给张华一个面子。但不允许他发展党,不允许建立党组织。

诸同志以为然,承认我的观点正确。

所以,陈独秀瞧不起农民,这不是传统观点,而是铁的事实。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陈独秀可能迫于大家的思想压力,观点有所转变而已,但不能说他是早期就能正确对待农民问题的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苦乡说:

        下一节、董必武实在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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